导言

2024年，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而言，注定是划时代的将载入历史长河浓重一笔的年份。

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从上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至今风风雨雨走过了70多年发展历程，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全球涉及人数最多、辐射地域最广、影响范围最大、立法实践最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体系，是亿万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维护权益之基、善治乡村之要、国泰民安之源。因而，其巨大作用、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水平连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阔步走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本文结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分为三个部分概要阐述了新中国农村经营体制七十五年历史变迁与理性思考，即：历程坎坷，成就辉煌；守正创新，乡村振兴；不忘初心，正本清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之本，更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回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创新、发展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将“耕者有其田”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最终夺取全国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动员民众、引领民众、武装民众、解放民众，无一不是围绕土地制度变革这条主线而展开。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纵观新中国75年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白手起家、艰难探索、着力构建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1979年至2012年34年间，改革开放、勇于实践，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2013年至2024年11年间，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开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经营体制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变化发生了重大变革，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回顾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广阔前景，对于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意义重大。

一、历程坎坷，成就辉煌

（一）艰苦卓绝30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收入近70%源于农业，工业收入不到13%，其中有70%来自手工业，是典型的以农业与手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28.7%。面对基础薄弱、内外交困、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国家实行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农村从土地改革后短暂土地私有到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由集体经济所有、集中统一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构建了富有中国特色公有经济之一的农村社会主义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虽然曾为国家集中调配商品粮及工业原料，快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强化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僵化的体制机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弊病。

从1958年到1982年延续24年的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净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5400多亿元资金，对国家工业化积累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粮食产量增长了75%，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取得重大进展，全国灌溉面积增加了62%，农机总动力增加了135.9倍，机耕面积增加了12.3倍。

但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营管理体制进一步固化，在所有制和产权关系上，有的地方开始搞穷过渡，即由生产队所有向生产大队、人民公社所有过渡；在经营管理和分配上，取消行之有效的定额管理，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以致农村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1957年到1978年年递增率仅为0.3%,明显低于同期中等收入国家平均2.6%的水平，农民纯收入折合成粮食，仅由1055斤增长为1255斤，不少地方农民处于“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窘境，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广大农村孕育着日趋强烈的改革诉求。

（二）改革开放34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农村改革探索创造了政治前提，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拉开序幕，农村改革又是首先从变革农村经营体制起步，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让市场在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和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面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创立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国家与农民关系实现由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有效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组织制度创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丰富统一经营层次内容，实行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农民合法权益受到重视和保护；逐步加大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力度，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开辟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新途径。

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58957万吨，增长93.4%，肉蛋菜果茶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依靠自己的力量，比较好地解决了历朝历代困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9.1%、45.4%、45.5%，第三产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7917元，增长58.0倍。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至43.0%。农村贫困人口由34年前的7.7亿减少到9900万人。农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4.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57%。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由70.5%下降到34.8%，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3∶1下降到2.9∶1。

（三）守正创新11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农村创新创业和投资兴业蔚然成风，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整体实现小康目标。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在实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截至2020年，15亿亩承包地已经确权给2亿多农户，农村承包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探索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机制。围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三项试点”取得明显进展。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在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则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新时代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既注重培育主体，又强调创新服务。一方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队伍，使其成为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立足分散、小规模、兼业化农户的基本国情，注重发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促进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新时代健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重点是，在坚持财政优先投向农业农村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潜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16年，“三项补贴”改革在全国推开，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粮食总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加到13908亿斤，增长5.1倍。实现由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1%、38.3%、54.6%。

农业保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保险市场。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从2012年的0.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7万亿元，十年年均增长率为20.2%。2022年中央财政下达保费补贴309亿元，其中包括特色奖补金额达到59亿元。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面积达到21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4％，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210种，基本覆盖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大宗农产品，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

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4780元，分别比2012年增加1.7倍、1.1倍；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明显增强。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比2012年增加3492万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3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7.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提高48.2个百分点。全国1.5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比2015年末提高8.4个百分点。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交通通信设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3年的2.39：1。2023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生师比为12.4：1，比2013年下降1.4；年末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0万公里，超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14.4万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全面启动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业迅速崛起、持续长足发展，在经历了吃饱穿暖、吃好穿靓的历史性转变之后，已经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正向吃的健康、穿的时尚进军。经过8年接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辉煌成就彰显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此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改革创新、大胆实践中全面布开局面。

二、守正创新，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新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不仅将发展目标确立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将改变以往以服务于工业和城市居民、服从于城市建设为前提的从属地位，从根本上确立了城乡改革发展和分享成果的主体地位。

农民的牺牲难以统计，农民的贡献无与伦比，中国粮安靠农民，中国制造靠农民，中国复兴有农民，国运昌隆，最该谢农民。在政治上，从八分之一选举权（1953年《选举法》规定，城市居民每10万人选举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居民每80万人选举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四分之一选举权（1995年），到一人一票一权（2010年）；在经济上，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农业税收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通过征用农村土地收益支撑地方财政收入（1999年至2023年累计超过80万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这是领袖对农民的深情，这是国家对农民的承诺，这也是历史天平称出来的大公至平。

党建引领、改革破题、凝聚人才、建设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深刻地向人们揭示：产业振兴是基础，文化振兴是灵魂，生态振兴是支撑，组织振兴是保障，人才振兴是关键。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最和美最绚丽的前景依然在农村。如何按照“加快产业集聚，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活质量，确保收入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的建设和治理目标，因地制宜，加快步伐，重在实施，贵在实效，确实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脚踏实地的乡村振兴成果，确保发挥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压舱石”作用，任重而道远。

 任务可以归纳为三大重点：以粮为本，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多元化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以人为本，确保农民基本权益，包括农工、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经济利益；以农为本，确保健康持续发展，包括以生态环境为重点的经济社会生态健康持续发展。

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发展规律、特点和趋势，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现代农业、乡村旅游、闲置农宅、乡村文化五大潜力，着眼生产能力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生活方便舒适、生命美丽精彩、生产关系变革，因地制宜提出战略定位、建设目标、路径选择、工作重点、具体举措、保障措施、动力机制、项目支撑等，既突出地域特色，又善于博采众长，具有前瞻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整合资源、抓住关键、破解难题、务实推进：注重“五生”实现“五美”。注重生产能力提升，实现产业兴旺；注重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生态宜居；注重生活方便舒适，实现生活富裕；注重生命美丽光彩，实现乡风文明；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实现治理有效。

三、不忘初心，正本清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完善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是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建党百年变革实践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打江山、守江山、建江山，绝不能弱化农业、农民、农村根基，强化“六个必须”：必须将维护农民权益放在首要位置，必须坚持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坚持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必须着力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必须构建适应农村经管的组织保障，必须牢牢把握至关重要的底线思维：一是不以减少基本农田为代价，二是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三是不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四是不以颠覆集体所有制为代价。

安身立命之本。全国有近59万个村、约500万个村民小组，拥有全国96%的耕地，约70%的养殖水面、60%以上的林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草原，既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最大的潜力资源。农民赖以生产、生活的农村集体财产，归乡镇、村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的产权，通过公共积累、投资投劳所兴办的集体企业资产和兴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购置的交通运输工具、机械、机电设备等资产，集体及其企业所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 、有价证券等资金。

经济收入之源。集体经济所赋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是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20世纪80年代超过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二，90年代占65%，2000年占55%， 2011年占41%，2022年仍占36%。

维护权益之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矛盾凸现。国家信访局和农业部信访办统计表明，以维护农村土地为重点的各类农民基本经济权益信访居首位，占总量的60%以上。

现行农村基本制度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变革，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由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双缺位”（以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统一经营层次管理、经营和服务缺位，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分散经营层次责任和义务缺位）和缺乏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导致不少地方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每况愈下甚至名实皆无。

到2021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阶段性任务。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集体土地65.5亿亩，确认约9亿集体成员。共建立乡镇、村、组三级组织约96万个，全部在农业农村部门注册登记并领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其中，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共有53.1万个，约占全国总村数的90%。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一是抓紧法律法规宣传贯彻，为善治乡村夯实根基。二是健全村级民主自治机制，为各司其职理顺关系。三是完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为安身维权保障运营。四是界定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明晰权属奠定基础。五是优化集体组织发展环境，为持续发展增添动力。六是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机制创新激发活力。七是强化集体资产制度建设，为保值增值创造条件。八是充实农经监管服务机构，为指导调控提供支撑。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上世纪，“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现如今，“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应全面提倡推广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一担挑”做法，注意防止打着壮大集体经济的幌子，搞所谓农村土地生态资源变现，以保护“农民所有资产”“农民小额资产”为名，为农村土地私有化推波助澜。以农业产业化、要素合作化、经营职业化、服务社会化、农民股权化为导向，坚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以善治乡村为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提供基础支撑。乡村建设既要见物也要见人，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习近平同志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建设和美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要保护好古村落。” 强调，“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乡镇。”

乡村振兴的目标应当是：

注重生产能力提升，实现产业美；

注重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生态美；

注重生活方便舒适，实现生活美；

注重生命美丽精彩，实现人文美；

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实现和谐美。

（原农业部巡视员 研究员 关锐捷）